1971年秋天，我们大队来了插队的知青。为了表达对知青哥哥姐姐的热情，学校老师让我们全体同学到村口去列队欢迎。那年我十一岁，刚上小学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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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中午的时候，我们三队的蒋队长和几名社员赶着队里的两辆牛车，把十四名延吉知青从公社驻地接了回来。知青们刚到我们二道沟大队村口，等候在村口的乡亲们和小学生们就鼓掌欢迎，老师还领头高喊：“欢迎延吉知青前来插队落户，欢迎你们，热烈欢迎……”
因为我是班长，我也带头鼓掌，也大声说：“欢迎知青哥哥姐姐前来插队落户……”
蒋队长赶着牛车走在前头，漂亮的知青姐姐知青哥哥们跟在两辆牛车后面，我们一帮小学生跟在老师后面，浩浩荡荡的队伍像潮水一样涌向了我们三队的队部大院。
快到队部大院的时候，一位知青哥哥的一块白毛巾突然飘落在我面前，掉在了地上，我赶忙弯腰捡起来，追上那位知青哥哥，笑着说：“知青哥哥，你的毛巾掉了。”
那位知青哥哥个头挺高，背着一个草绿色的挎包，他回过头来，接过我递给他的毛巾，用力抖搂了一下，笑着说：“谢谢你小妹妹，你几岁啦？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王玉玲，今年十一岁。”我紧跟在那位知青哥哥身后，笑着回答。
到了队部大院门口，乡亲们都帮着知青们往院子里搬行李，我们小一点的学生就站在旁边看热闹。那位知青哥哥从牛车上拿下自己的一个大提包，又回过头来对我说：“我叫张伟东，你以后叫我伟东哥哥就行。”张伟东哥哥说完，提着自己的大提包走进了队部大院。
队部大院也叫刘家大院，老刘家解放前是二道沟的大户，他们家真的是骡马成群，良田千亩，富甲一方。解放后，他们家的土地和牲口都分给了贫下中农，他们家多余的房屋也都分给了乡亲们，这所大院子就成了三队的队部。
老刘家以前虽然是二道沟的大户人家，可乡亲们对他家的评价很好，因为他家乐善好施，帮助过好多吃不上饭的人家。这些事情我并不知道，是听村里的老人讲的。
看乡亲们帮着知青哥哥姐姐把行李都搬到了屋里，我们学校的小学生也就各自回家去了。我家离队部大院很近，回家吃过晚饭，我和我弟弟又跑到队部来看热闹。当时知青们正在院子里吃晚饭，我和弟弟在队部门口站了一会，也就回家去了。
自从村子里来了城里的插队知青，我突然感觉到平日里沉寂冷清的村庄有了生气，知青哥哥姐姐走在村子里，他们身后就会留下一串欢声笑语。特别是他们时尚的服装和随意的发型，更是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引得我们学校的两名年轻老师也跟着效仿。
中秋节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们学校不上课，吃午饭的时候，我妈摘了半筐沙果和一些早熟的李子，让我给知青哥哥姐姐们送去。妈妈说城里来的哥哥姐姐们平时吃不到农村现摘的果子，让他们尝尝鲜。
弟弟跟着我一起去给知青哥哥姐姐们送果子，刚走进队部大院，那位叫张伟东的知青哥哥就迎了过来，他把半筐果子倒进一个搪瓷盆里，一连说了好几声谢谢。
我和弟弟刚走出队部大院，张伟东哥哥突然追了出来，他抓着一把糖块给我弟弟，我弟弟不要，他就把糖块放在了我提着的荆条筐里。
回到家，我把糖块给了弟弟一块，剩下的给了妈妈，一共九块糖。妈妈接过糖块，给了我一块，剩下的就装在了她的衣兜里。我知道妈妈舍不得吃，就把妈妈给我的糖块咬成两半，给妈妈塞到嘴里一半。
那个年代，一块糖块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也是不常见的美味，买一块糖块要花一分钱，买两块糖块的钱就够买一盒洋火（火柴）或一块橡皮的，谁家的孩子也舍不得花钱买糖吃。
就这样，我和张伟东哥哥渐渐熟悉起来，空闲时间他也到我家串门，有时还帮着我和弟弟指导功课。我家有什么好吃的，比如煮鸡蛋炒瓜子（向日葵）之类的，妈妈也会给张伟东哥哥吃。
1973年秋天，我们学校学要增加一名民办老师，因为张伟东哥哥平时表现好，还经常教村里人识字认字，大队书记张方民就让他到学校当了民办小学老师，正好教我们五年级的课程。张伟东哥哥当了老师，我就不能叫他哥哥了，只好改口叫他张老师。
自那以后，张老师对我要求极为严格，不光是教我五年级的课程，以前学过的课程他也要让我复习，我不明白的问题反复给我讲解，直到我明白了为止。到了五年级下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已经是名列前茅了。
小学毕业后，我妈就不让我上学了，她说我是个丫头，能读到小学毕业就已经很不错了，在我们大队，能读到小学毕业的女孩子，就我和大队书记家的张月英姐姐两个人。其他女孩子，有的读完一年级就辍学回家了，她们的父母都说，一个姑娘，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读书多了也不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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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不让我继续读书，也是因为我是个姑娘，说我长大了就得嫁人，赶紧到队里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吧。当时我们生产队，十三岁开始参加劳动的小姑娘就有好几个，何况我都十四岁了（我上学晚）。
我妈不让我继续读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二道沟没有初中，要想继续读书，就得到公社联办中学去读书。二道沟离公社驻地八里路，往返要两个小时，去公社联办中学读书，也确实不容易。
张老师听说我妈不让我继续读书了，他就到我家做我爸妈的工作，说我聪明学习成绩好，不读书太可惜了。看我爸妈说啥也不松口，张老师说他出钱给我买书本，还说我读完了初中就能和他一样，也能到学校教书当老师。
看张老师有一种说服不了我父母就不肯罢休的样子，我父母终于同意让我继续读书了。为了让妈妈高兴，每个星期天我都帮着妈妈干家务活，比如推磨挑水，烧火做饭，但凡有时间，我就会帮着妈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弟弟也到公社联办中学读书去了，只可惜我弟弟学习不认真，马马虎虎的，成绩一直在中等偏下的水平。他老师总是批评他，让他向我学习，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初中两年，张老师真的兑现了他的承诺，我买课本的钱都是他掏的腰包，他还给我买过一个花布书包。就是因为张老师对我好，我才拼命学习，我不想让张老师失望。
初中毕业后，我没能到学校教书，因为学校不缺老师。在家呆了几天，我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名社员，也和我爸妈一起下地干活挣工分了。
当时在我们二道沟三队插队落户的延吉知青已经有好几个人通过招工进城了，听说张老师也有两次招工进城的机会，只是他舍不得学校里的学生们，才放弃了进城工作的机会。
我参加生产劳动后，张老师还鼓励我不要放弃学习，他说他在自学高中课程，建议我也看一看高中课本，还把高一的课本拿给我看。
我爸妈都不希望我把时间浪费在看书上，但看在张老师的面子上，也没阻止我看书学习。只是一有空闲，我妈就让我学习做针线活儿，让我给我弟弟纳鞋底做鞋。我妈常念叨，女孩子不会做针线活，以后连个婆家也找不到。
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如一缕暖阳，让无数莘莘学子看到了希望。那年张老师就让我报名参加高考，我妈说别瞎耽误功夫了，报上名也不一定能考上。再加上第一年恢复高考，具体情况也不明白，我就没有报名参加高考。
结果，我错失了1977年的高考，张老师考上了延边师范学校，离开了他插队落户生活了六年的二道沟，步入了高等学府的殿堂。
张老师去师范学校读书了，我非常后悔没能和他一起报名参加高考，但我也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为下一次的高考做好充分准备。
1978年夏天，我也考上了延边师范学校，和张老师成了同校同学。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张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照顾，包括经济方面的。他还经常从家里拿来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我从心里感激张老师。
师范学校毕业后，张老师到一所中学当了数学老师，我在另一所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尽管我俩不在一所学校任教，但张老师经常到我任教的学校来看望我，还带我去他家吃饭。就这样，我和张老师相爱了。
准备结婚的时候，我和张老师一起回到了二道沟，我爸笑着夸奖张老师：“还是伟东有眼光，当年要不是伟东讲情，玉玲就不能读初中了，更不会考上师范学校了。玉玲能有今天，都是伟东的功劳。”
在我的影响和张老师的鼓励下，我弟弟后来也考上了延边财贸学校，到了八十年代末，二道沟大队就我和我弟弟考上了中专。在二道沟一提起老王家的一双儿女，乡亲们都伸大拇指，我和我弟弟成了我父母的骄傲和自豪。
退休后，我和张老师（结婚后至今，我一直称呼我丈夫张老师，从未叫过他的名字）来到了长春，和女儿一起生活。女儿、女婿业余时间经营了一家文化用品批发部，我和张老师正好能发挥余热，既能帮女儿女婿照顾生意，还能在空闲时间练习写书法，可说是一举两得。
一个农村丫头和一位知青哥哥的婚恋故事就这样讲完了，王玉玲老师笑着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能从一个农村丫头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这都是张老师的功劳，我一辈子都要感激张老师。张伟东老师却笑着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帮教的过程，我才收获了一位善良贤惠的妻子。正应了那句话：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更何况我不光是得到了快乐，还收获了幸福和喜悦，收获了一位贤惠善良的美娇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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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张老师说得真好，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愿我们的世界里，永远都充满温暖的阳光，让玫瑰的芳香温馨快乐着每一个人。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王玉玲老师讲述整理成文）
